当前，我们需要强调做大是前提，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
若是明年疫情管控仍无法摆脱层层加码的问题，这一目标或很难实现。为何要设定双5目标？有学者认为中国潜在增速很可能两三年后就滑到5％以下，但对潜在增速的测算其实差异较大，据我分析未来五年中国的潜在增速可以保持在5％以上，当然关键因素是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能否推进，放松管制、公平竞争能否推进，这对中国潜在增速的影响很大。
当然改革开放也并非一蹴而就，但必须要始终强调并采取实际措施。在新冠疫情前的2018年、2019年，政策环境并不宽松，但即便如此中国依旧能实现6.1％、甚至6.5％以上的增长，由此也可以推测出中国实际潜在增速在5.5％左右。因此今年消费低迷，很大程度上与疫情管制措施有关。即使房地产对明年经济增长有所拖累，也要从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不能为短期目标而实施不合理的房地产政策。生产端影响相对可控，因为大企业可以通过白名单制度保供应链、保物流，但大量白名单之外的中小微企业根本得不到保障。
很多专家认为促进消费应该直接发钱、发消费券，前者肯定是不现实的，后者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实践，但事实证明无法大规模推行。我认为，房地产政策中明显不合理的过度管控措施应该取消，但房地产政策也应该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即绝不能为了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和地方财政困难而对房地产进行刺激，不能为促进明年的经济增长而在房地产上过多打主意。[1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话说回来，吴敬琏老先生的教诲值得时刻记取：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正是有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这种组织形式，来防范、遏制这些社会之恶。这是从最好的方面理解市场经济。张先生所信从的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中指出，正是人们之间的对立、争斗、伤害，时时都在侵犯人们的财产、自由和人身的安全，为了防止这些侵犯，才有了政府的设置。
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狡猾之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国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的干预，何况政府干预总有出错的时候，把市场的缺陷推到政府的头上，简直就是不证自明。在此之后，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经济危机也有加密加剧的趋势，直至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张维迎先生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所致，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发调节。林张二人都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西方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洗礼，都谙熟于西方经济理论，都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极为熟悉，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贡献过自己的智慧，都对彼此的思想非常了解……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大相径庭、针锋相对，几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再来回味两人的辩论，每个人都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事实证据信手拈来，无不切合，直有举重若轻的大师风范，引来众多旁观者频频颔首，却又无所适从。而林先生的回应是把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纳入他的要素禀赋予以化解。但斯蒂格利茨显然并不同意林的回应，他在最近登在观察者网上的文章《增长的秘密，我与林毅夫有不同的看法》中指出：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
这就再度引发了关于增长问题的争论和理论探索，林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问世的。[9]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强人意，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还有上升的空间。而且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反证，既然奥地利学派如此神妙，他们为什么不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发出强烈的预警？却任由危机发生。
[5]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分别见于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国家与革命》、《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损人利己有之，欺行霸市有之，巧取豪夺有之，重利盘剥有之，囤积居奇有之，寡头垄断有之……甚至通过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强占他人的土地。
这个过程也是探索性的、挑战性的，既会给我们带来瞑思与苦行，又会给我们带来享受与喜悦。其实，细究起来，林张二人的争执，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关及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主导着中国经济甚或世界经济，或者用更学术化的话说，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这就是经济学的大文章了。
[3] 关于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对立的详细论证，参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总起来看，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让人们在个人利益的追逐中，以人与人的对立为运动形式，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使物质财富不断地涌现，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得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不断地得以增进。其二，这次论战如果运用得宜，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学向纵深方面发展，使中国经济学具有世界意义。以日本为例，它是最符合新结构理论标本的国家， 它有政府的成功干预，也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结构，它的要素禀赋是运用得很好的，所以实现了世界称羡的日本经济奇迹。林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依托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要素禀赋如何在各种条件下实现更好的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它要成为人类进步(其实只是物质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必须借助政府的有为有力之手(这一点张先生极力反对)。
尤其是日本，它的政府的成功干预，它的市场配置资源的进退得宜，它的比较优势巧妙运用，在在都能说明日本过去的经济奇迹，但怎么在一转眼间，这一经济奇迹会消失呢？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追问：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目前都存在经济增长迟缓、失业居高不下的痼疾，这些曾经在世界经济中增长及发展都有上佳表现的先行者，怎么也会出现发展的瓶颈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能不能也适用于它们？如果说新结构理论只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而不适用于发达国家，那这样的理论容量也太小了。林先生书中的主要论点招致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林先生对这些批评也作了回应，有些回答是很精妙的，[10]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学习型社会对于增长问题比要素禀赋更重要。
市场经济是一个普遍联系、充满对立的复杂体系，只从某一方面来论证发展问题，即使作得再精准，也不能洞悉发展问题的真奥。新结构理论可能会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的、变化的，要适应这种动态变化，经济才会有快速增长。
[7] 我们这里用也许这样的字符，是因为篇幅所限，还不能作严格的证明，只是指出一大的趋势。前一段时间许成钢先生在爱思想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相比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的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有针对性的，文中写到：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
我们赞赏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探索，我们也肯定林先生的理论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仅就发展问题的研讨而言，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联系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抽绎出一贯的、普遍性的原理，既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又能解释经济的停滞、衰退，还要不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理论上相悖。[8]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前的市场经济，史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但却是经济危机发生最密集的时期，及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才使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主张大行其道，自此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基本没有之前那种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远离了人类。[14] 我记得当时林毅夫先生对许成钢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一个批评，但后来在网上找不到了，不知是老眼昏花，记忆太差还是怎么的？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林毅夫 张维迎 。
遥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传统的新古典理论遭到否定，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以诞生，把经济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也有了新的发展。不过，西方经济学经营了数百年，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广受接纳的方法，这些特别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犹如盲人摸象，各自都认为道出了发展问题的真象，其实只是局部，而不能得窥全豹。这一次的林张大战，所体现出的学术锐气，是应该首肯的，所营造的学术氛围，也令人欣喜，如果顺应这样的趋势，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持续地进行新的探讨，或许能达到新的高度。
许成钢先生若坚执制度创新之说，虽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放眼世界，仅得制度学派之牙慧。张维迎先先的市场逻辑，虽把市场的作用推向了极端，但若叩其两端，或得其中。
斯蒂格利茨以学习型社会来立论，另辟蹊径，虽也有总揽全局之妙，然其纷扬披散，恐未得其衷。这一次论战的发轫要从学界纪念杨小凯先生逝世十周年算起，在2014年7月５日至６日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林张大战一触即发，战火延烧至今，现在来反思这一论战，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这后一点最近似乎已初现端倪，是这篇文章主要要探讨的。
我们也承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时会失范，有时会越位，有时甚至揠苗助长……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能成为否定政府行为的口实。而林毅夫先生及其学术同侪的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1]]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1[2]]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一开始就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1[3]]……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主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愈显突出，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一个最好的明证。1、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
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果断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才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林张二人对此不可能不理解，林张二人争执的真正关键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主导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张二人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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